史安斌：互联网如何打破“偏见闭环”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了“智慧媒体时代”。借助于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加拿大思想家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的泛滥与智媒的兴盛存在着直接关联。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的核心地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了“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加之“沉默螺旋”“寒蝉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益发凸显，人们为了留在“朋友圈”内，忌惮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面临要么“退群”要么“被请出”的结局。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了共识的撕裂，形成了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了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使愤懑、敌对、仇恨情绪乃至于暴力行为蔓延于线上线下，把互联网变成了“分裂网”，也把昔日自我标榜为“民主灯塔”的“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变成了党争不休、骂声不绝的“分裂国”。

造成“后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类智媒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借用英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比喻，这种“算法利维坦”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兴起而扩张为一种新的霸权。算法成了上帝制造的“技术神祇”，方便人们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中恣意遨游。但与此同时，算法还是由人类来编创与运作，也就具备了半神半兽、善恶兼备的双面效应。它在为个体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有可能操控乃至吞噬整个人类社会。

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脸书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和兴趣爱好，通过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显然，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不是基于公共利益，其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而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也使得“算法利维坦”的隐性操纵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失去了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又一次濒临“文明冲突”或“新冷战”的边缘。

如何摆脱当前由于“算法利维坦”和“信息闭环”所导致的跨文化传播困局，实现费孝通先生畅想的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媒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完善和修正之外，说到底还是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首先，无论是信息发布者、社交平台运营者还是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种类的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当中，传播者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再次，社交平台应建立适当机制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尤其是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传播者——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他们的言论是否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或拒斥，我们都应该确保每个人拥有平等的“传播权”，有效防止“算法利维坦”对个体和社群的操控。

最后，传播者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汲取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换言之，跨文化传播所强调的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最大限度地弥合差异与分歧。上述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宗旨——不同社群与族群的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形成了世界文明当中最有活力的一支，至今仍然绵延不绝。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的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广大网民应当为破解智媒时代的“算法利维坦”和“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