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警察没有暴力,只有武力

2019-08-22 04:00 范凌志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香港社会两个多月的乱局该如何解决?20日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表示,特区政府会马上构建沟通平台,用开放的态度与各界人士沟通,化解分歧。据港媒报道,林郑月娥面对记者时透露,对于社会提出有关协助香港复元的建议,政府都在留意,包括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也曾与她商讨。当天下午,《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专访汤家骅,他认为,反对派要求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很难解决社会问题。在被问到近日公安武警在深圳的练兵所透露出的信息时,汤家骅表示,“全世界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有责任为社会动荡做最坏的打算”。

香港资深大律师汤家骅 摄影 范凌志

搭建和解平台

汤家骅曾经是香港反对派政党——公民党的创党成员。2015年6月,身为立法会中温和反对派“最后一人”的汤家骅宣布退出公民党,从此与反对派决裂。在他看来,反对派已渐渐偏离原来的政治路线,让他很失望。

面对当下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暴力行为持续不断的情况,汤家骅提出搭建和解平台:“巴黎发生‘黄背心’暴动时,马克龙举行了一场大辩论,通过对话聆听社会不同的看法。”汤家骅建议该平台可以向特首建议特赦名单,但须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框架下,只有特首一人可以行使特赦权力。

对于反对派一直以来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汤家骅直言,“这就是在说‘你做得不对,你要负责!’他们如果说警察做得不对,警察和支持警察者会觉得不公平。这样解决不了社会的重大分歧。”汤家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也不认为反对派(指立法会内的泛民主派)有多大影响力。“泛民说支持那些示威学生,但学生都不听他们的。”

根据香港法律,“独立调查委员会”需要依据《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由高级大法官担任,但这只是行政上的惯例而非规定。记者从相关学者处了解到,历史上成立调查委员会,大部分都针对具体民生问题,政治议题很少。“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一件事,可以传讯任何它认为相关的人,包括政府公务员,被传讯者若不出现就会被控犯罪。正因如此,“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公正性和效率一直存在争议。

“示威者一直喊‘没有大台’(负责指挥的核心),但我觉得,‘大台’一定有,只是肯定不是反对派(泛民)。”汤家骅说,示威者背后一定有资源,他们表面看起来很分散,但组织性非常强,懂得怎么利用群众情感。“如果他们做了社会不接受的事情,第二天就会找一些年轻人出来道歉,但是明天又会做同样的事。”

汤家骅强调,反对派不重要,香港广大市民最重要。他估计所谓“勇武派”其实很少,人数不超过两三千。“他们敢搞破坏,因为他们认为有市民的支持就胡作非为。要把这批人跟广大香港市民分开。”汤家骅表示,应该向所谓的“和理非”示威者游说“一国两制”的重要性,让他们明白,如果暴力持续下去,没了“一国两制”,受害的是香港市民。

“警察没有暴力,只有武力”

在香港暴力事件中,示威者把警察当成重点攻击目标。汤家骅认为,警察承受着很大压力。“严格来讲,警察没有暴力,只有武力,是受法律授权的。假如警察使用超出授权的武力,警察内部会有处理方法。”汤家骅希望特区政府可以给警察和其家人更多帮助。“警察在当下情况下是非常难做的,应该呼吁社会从正面的角度去看警察。”

8月10日,不少市民拍到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的画面。17日,一段武警和公安在深圳联合大练兵的视频流传网络。外界认为这是给香港暴徒发出的明确信号。“全世界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有责任为社会动荡做最坏的打算。”被《环球时报》记者问到如何看待这些猜测时,汤家骅表示,现在形势非常危险,中央政府不可能没有应对方案。“有这样的最后方案,不代表这个方案一定会实施,但是政府肯定已经考虑到后果。我觉得这不是威吓,而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有的准备。”

市民不希望失去“一国两制”

一些极端人士经常在示威活动中喊“港独”口号,香港的真实民意如何?汤家骅认为,一些年轻人喊激进口号,并不代表普通市民真希望香港失去“一国两制”。“我们所有研究都证明,香港近90%的人都希望继续‘一国两制’,就算真有人搞‘港独’,也远远不是主流。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处理的。”

针对外国势力频频插手香港事务,中国外交部已经多次发出严正警告。外部势力为何会对搞乱香港如此感兴趣?汤家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西方眼中,香港是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城市,如果把这里打垮,中国会被重伤,他们可能觉得对自己是有利的。“他们是冲着中美贸易战来的,但贸易战也总有缓和的一天。我们要从根本的社会层面去看,如果社会是健康的,大家有一定的互信,外国人就怎么也影响不了香港。”

18日,中央出台《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采访最后,记者问汤家骅如何看香港被深圳全面超越的可能性。他没有谈论某个具体城市,只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香港就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成为航空枢纽,不可能成为法治地区。这完全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看自己的问题。”

责编: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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