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盼着多开演唱会拉动消费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叶蓝】编者的话:疫后全球各地“演唱会经济”大爆发,动辄吸引数以万计各地追星族聚集拉动消费,香港特区政府也把演唱会视为“盛事经济”的一大组成部分。而对于吸引什么样的巨星、瞄准哪些市场,香港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讨论。
“盛事经济”不能欠缺的一环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底刊发的一篇文章称,香港发展演唱会旅游无疑具有不少独特优势,在香港欣赏演唱会属于大众消费得起的消遣娱乐,虽然歌手级别和观看位置不同导致票价不一样,但门票价格普遍不算太高。“演唱会的票价相对便宜,仍然是香港发展演唱会经济的一大卖点”。
过去一年,香港的流行音乐演唱会市场非常火爆。据统计,2023年以来平均每月两名歌星在香港举办大型演唱会,大多举办超过两场,场均吸引观众超过1万人。香港红磡体育馆(红馆)近一年来使用率接近100%,亚洲国际博览馆、中环海滨活动空间等场地也承接了多场大型演唱会,每场观众人数由1万至2万不等。演唱会同时带动餐饮、酒店、零售等行业加速复苏。如新加坡艺人林俊杰和台湾歌手周杰伦去年在中环海滨举办演唱会,每场近2万张门票一经开售即被抢光。场内座无虚席,场外也聚集了大批无缘入场的市民和游客。
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推动“盛事经济”、发挥香港国际城市作用,是高增值发展方向,能带动经济,增加收入。各行各业的经营者要考虑如何将“人气变成财气”。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日前表示,目前在香港举行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数量已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业者建议,特区政府联同酒店及餐饮业提供演唱会吃喝住宿的优惠套票,延长旅客留港时间,让“演唱会经济”的叠加效益持续释放。经民联表示,以往香港每当出现经济波动,都是依赖举办演唱会等盛事来提振经济,如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后,香港举办各项文化、艺术及体育盛事,包括邀请国际巨星来港开演唱会,成功振兴经济。因此,“推动盛事经济绝不能欠缺演唱会这一环”。
值得一提的是,邻近香港的澳门,也靠“演唱会经济”强力吸金。金沙中国总裁王英伟表示,自2023年年初恢复通关后,澳门举办的各类大型演艺节目和文旅项目,无论是数量或质量均居邻近地区之冠。集团2023年已举办65场娱乐表演,吸引外地以及本地超过46万名观众。有业界人士认为,澳门经济现在的模式从过去偏重博彩业转为加强对文化、艺术和旅游推广。演唱会能够增加过夜旅客数量,而他们的消费是当天往返旅客的4倍,带动在澳门各行各业消费增加。
缺乏合适的场地
过去一段时间,“演唱会经济”成为香港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还是源于未能吸引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威夫特(“霉霉”)在港开唱一事。香港《星岛日报》1月底称,香港的确曾有主办单位与“霉霉”团队接触,更计划在可容纳4万人的香港政府大球场举办演唱会,但有关部门表示没有档期,香港主办方与对方谈不拢,加上新加坡豁免场租且给予补贴,最后“霉霉”选择在新加坡表演。据港媒3月10日报道,“霉霉”估计为当地带来5亿新加坡元的旅游收入。与此同时,内地民众对新加坡关注度大增,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新加坡酒店关注度上涨486%,机票关注度上涨13倍。携程平台上新加坡3月1日至10日的旅游订单量,按月增长近两倍,按年增长158%。“霉霉”演唱会也明显拉动了餐饮业。海底捞旗下新加坡City Square Mall店负责人称,店内客人自3月以来明显增加,尤其是演唱会后的晚市生意近乎翻倍。另外,“霉霉”2月7日至10日在东京连续上演4场演唱会,为日本带来341亿日元的收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两站的演出,预计为澳带来1.36亿澳元收入。
从“霉霉”一事也可以看出,香港发展“演唱会经济”在硬件上存在短板——欠缺合适场地。香港多年来没有投资建设演唱会新场地,现有场地无法容纳大量观众,像亚洲国际博览馆最多容纳1.4万人,最受欢迎的红馆需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预约才能够使用。此外,如《联合早报》称,香港的酒店价格比内地贵很多,随着两地交通越来越便利,不少内地游客宁愿看完演唱会后就离港。文章说,港府发展“演唱会经济”是走出正确的一步,但如何优化配套设施也考验香港的功夫。
可重点瞄准亚洲市场
近来,香港在基建方面的种种努力,有望为“演唱会经济”带来转机。可容纳5万名观众的启德体育园,最快今年年底前分段竣工。体育园内有3座场馆,当中主场馆能够提供最多5万个座位作为大型表演场地之用。备受歌迷喜爱的海滨演唱会场地也有所增加,除了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外,占地约1.4公顷的湾仔海滨活动空间可通过短期租约形式进行租用。有香港旅游业者估计,在可容纳3.5万人以上的大型演唱会场馆落成后,每年仅门票直接收益就可额外增加14亿港元,并为整体经济带来多达52亿港元的效益,创造超过1.6万个就业机会。
香港城市大学特约教授曾渊沧表示,“霉霉”演唱会票价高昂,新加坡不计成本,目的是吸引高净值客户在当地消费,同时制造国际声誉。他建议港府在规划盛事活动基建时,可多考虑跟私人企业合作。还有一些港媒提到政策扶持。据头条日报网报道,外传新加坡为取得“霉霉”演唱会的东南亚独家主办权,支付200万至300万美元的巨额补贴。另一个例子是台湾高雄市,为歌手提供完善交通疏导配套,让其在可以容纳4.5万人的世运主场馆开个唱,去年吸引BLACKPINK、酷玩等乐队,全年举办了超过117场演唱会,累计139万观众入场,带来超过45亿元新台币收益,并带动当地店铺延长营业至凌晨4时。澳门在邀请国际巨星举行演唱会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如提供丰厚条件,包括免场租,酒店团队提供五星级服务,由机场接送到酒店以至提供独立电梯等。
不过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选择什么样的演唱会也需谨慎判断。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不认同动用大笔公款补贴此类活动,一来特区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其次是世界上有号召力的艺人并非仅“霉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示,启德落成后,固然不缺表演场地,但九展即将重建,香港可容纳三五千人的表演场地越来越少,对培养本地歌手、吸引小众歌手来港表演不利。
香港《信报》则提出另一条路,即重点瞄准亚洲市场,而非一味被国际巨星牵着走。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莉珊称,流行文化一直是香港的软实力,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堪称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如何争取如“霉霉”等国际巨星来港开演唱会固然是一个方向,现在香港可联袂两岸歌星开演唱会,重振香港作为“活力之都”的美誉。高盛分析师形容,参加演唱会等特定活动持续时间较短、开销范围可控,被视作“可负担的奢侈品”。体验经济带来的情感满足令其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消费者尤其年轻世代更乐意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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