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为何一到选举，台湾假民调满天飞？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 陈太曦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正非】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还有两个月时间，参选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一举扳倒对手，其中民调被视为重要武器之一。但如今的民调已不再是单纯探询民意的手段，更是政党操控的竞选文宣。这种用金钱堆砌起来的选举现象，成功帮许多参选人调整“人设”、让相关业者赚得盆满钵满，只把选民蒙在鼓里。

民进党最早搞选举民调

台湾最早的民调大约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部分“立委”会请专业机构做调查，了解行政机构的施政满意度，以便质询时使用。1990年，从美国引进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算是岛内第一家商业民调公司，不过因为其首席顾问丁庭宇的个人政党属性相当明显，因此盖洛普的调查并不被本土民众认同。后来兴起的天和水营销顾问、山水民调等公司都有不同的背景，其中前民进党组织部主任张郁仁成立的山水民调，经常因为政党属性而被非民进党列为民调“优先排除名单”。

在岛内，最早把民调用于指导选战策略的是民进党。1993年，时任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将民调引进辅选系统，试图通过民调数字掌握当年的县市长选情，以弥补民进党因组织力薄弱，无法充分掌握选情的遗憾。许信良的选举思维在选战中获得验证，民进党将原本只隶属于选举对策委员会的民调小组，扩编为台湾政党史上第一个民调中心。后来陈水扁成立的“福尔摩沙基金会”、现任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的“新文化基金会”，也大量应用民调来影响台湾政治生态。

业内人士统计，现在岛内三成以上的民意代表都雇民调公司，民调机构近十年增加两三倍。它们主要分为四大类：一般商业性的民意调查公司；附属于学术单位的民调中心，比如台湾政治大学的选举研究中心等；第三类就是附属于媒体的民调中心，大家熟知的有《联合报》民调中心、《中国时报》民调中心等。此外，当局机构或政党民调中心也经常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民意调查。

民调是怎么做出来的

台湾早年民调多半是由传统的纸媒或少数电视媒体执行，为避免砸招牌，它们的操作过程相对严谨、参与调查的人员比较专业、抽样经验也丰富，一般较具公信力。

以台湾《联合报》为例，其民调机构在台湾“解严”后不久成立，目前已有30多年的历史，算是台湾最早的新闻媒体民意调查中心。运作30多年以来，已发布约3000次各类民调结果。一般来说，他们的民调题目大多由新闻部门针对某项热门议题提出，确认可执行后，先由新闻部门拟出询问题目，再交由民调部门优化、细化。

民调部门内有精通统计学的人员，他们一一检视每项题目的可操作性，以及是否做到穷尽与互斥原则。至于电访员，一般要求口齿清晰，普通话、闽南语流利或懂客家话，有耐心、态度亲切，时薪大概在180—210元新台币。TVBS民调中心负责人曾透露，通常情况下，民调中心每天上班的员工在30人左右，最多时有50人。如果做1000多份民调，一般需要3天时间。

那么，民调公司又是如何抽样选择受访者的呢？

以上面谈到的《联合报》为例，其历年来的民调都是以市话（座机）作为调查方式，他们认为市话比手机访问更为准确。原因是市话样本能依据人口分布分配电话比例，让每一个县市的电话有同样的受访概率，避免仅有少数县市的民众被接触到。而手机号码只有门号，没有区码，县市受访民众的比例分配与实际县市人口的比例可能不符，且手机调查会比较偏重都会区人口。

拨通电话后，电访员先会自报家门，然后询问被访者的户籍，再就具体问题征询他们的答案。去年“四大公投”前，《环球时报》驻台北记者就曾接到某民调公司的电话。他们的问题问得很细，且环环相扣，例如问记者是否“同意重启核四”，如果回答“是”，下一题再问“如果核电厂距你家不到50公里，你还支持吗？”但其实这个问题是有盲点的，因为全台多数受访者并不住在核电厂旁，他们或许会因为根本不具可能性而影响本身回答的结果。还有一题是，“如果启用核电厂可以少缴电费，你支持吗？”这种题目可能就不具有太多参考价值，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能减少支出，谁不愿意？

一般而言，面对越敏感的民调，民众拒访的概率就越高。比如，台湾《联合报》9月20日所做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虽然成功访问了1022个成年人，但也有931人拒访。而8月1日《联合报》就台北市长选情所做的民调成功访问1082人，只有180人拒绝接受采访。

“想看什么样的民调都可以做”

有民调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每个候选人做5次民调、每次预算20万元新台币，300名“立委”候选人就有3亿元的市场。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广告收益，难怪各方都趋之若鹜。

一些机构的民调相对严谨，得出的结论也与选举结果相差不大。以4年前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为例，《联合报》共做了17次民意调查。选后验证，除了新竹县预测不准外，其余16次的民调结果与选后实际得票数惊人相似。最经典的就是高雄市长选举的预测，《联合报》选前做了两次民调，第一次在2018年9月底，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声势已起来，但仍输给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第二次是选前12天做的，韩国瑜反超，领先民进党人7个百分点。该调查一公布就引起绿营抗议，认为民调做假。但选举开票结果证明，韩国瑜不仅赢得选举，还赢对手9个百分点。

但整体而言，岛内民调鱼龙混杂，有些结论甚至完全相反。比如TVBS电视台日前发布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的支持率为36%，台湾民众党支持的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为26%，民进党的陈时中为23%。但亲绿媒体人周玉蔻主导的放言所做的民调，却是陈时中排在第一。

这种情况当然与题目设置、政党背景以及民调机构的政治色彩大有关系。在《菜市场政治学》一书中，作者以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例讨论“诱导式民调”，也就是调查者借操弄提问的措辞，鼓励受访者朝调查者想要的结果来回答，通常只要求受访者回答“是”或“否”。举例而言，“你担心台湾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衰退吗？”就是建立在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会衰退的假设上。再比如“请问你认为立法委员总是在打架吵架，是否浪费纳税人的税金”等，上述问题很容易引导民众回答出调查者想要的答案。这种在问题陈述中提供偏颇带有价值性判断的论述，也成为岛内政客拿来操作议题、哗众取宠的手段。

岛内民调专家戴立安称，每家民调机构都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像TVBS或《联合报》等机构做的民调，其机构效应会反映在样本结构上，也就是做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偏蓝。有些立场偏绿的人一听到是不同立场机构打来的电话，就立刻挂掉，反之《自由时报》或三立电视台等亲绿媒体若用它们本身的名字做民调，也会产生类似效应。其他像1997年成立的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政治色彩也相当明显。2018年，该民调公司接到民进党329万元新台币的民意调查费。其调查结果更有利于谁，不言自明。台北市长柯文哲曾表示，民调已经变成文宣的一部分，“你想要看什么样的民调，都可以做给你看”。

假民调乱带政治风向

政党操作假民调不外乎要拉抬自己、打击对手，一种是为领先者制造稳赢气势，形成“西瓜效应”；另一种是灌水“修正”落后差距，形同吹口哨壮胆，制造“虚胖”印象，再搭配名嘴推波助澜。《亚洲周刊》称，蔡英文最擅长操控民调，3年前民进党内举行初选，爆发“英德大战”，当时赖清德公开批评蔡英文操控民调。有专家点出，蔡英文当时一再拖延初选时间，还修改民调取样，反正就是玩到确定会赢才举办初选。去年12月，马英九发文列举九大证据批评台湾陷入“不自由的民主”。绿营顿感脸上无光，很快“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就做了份民调，并得出结论“20到29岁年轻族群不认同此说法的比例高达76.5%”。该协会秘书长王智盛立场偏绿，不免让人质疑其发布民调的动机。

鉴于选举期间假民调肆虐，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怀恩、口传系教授游梓翔等3人近日共同召集台湾大专院校传播暨公共领域学者10多人成立研究团队，推动“民调透明百科计划”，针对今年县市长级选举民调，每周在其网站公布“民调透明星等表”，意图剔除虚伪不实的假民调。9月20日，《自由时报》公布桃园市长选举民调，显示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以29.1%的支持率领先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的24.61%。世新大学口传系教授游梓翔检视支持率与性别交叉分析结果，发现有数据内部不一致的情形，呼吁《自由时报》对有疑虑的数字补充说明。“中华传播管理协会”表示，“台湾民调透明百科计划”因该数据不符暂时不予评分。

针对各种民调泛滥，蒋万安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子哲表示，有的媒体平均每一两个月做一次民调，较能看出趋势和影响力，各大入口网站的网友投票民调，虽然不符合统计学，但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等闲视之。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认为，有一些网站可能每一两个星期就举办网络投票，让民众不断点进去，增加点击阅读率，把投票的数字作为一种文宣的方式，但事实上网站可以重复投票，结果意义不大。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称，民调数字冰冷，只能当作参考，会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一场地方选举，全台花费超过百亿。选战本来就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如今还有参选人为了带风向，花钱通过民调公司做手脚，以引导式题目、拿掉不利样本等方式企图欺骗选民、赢得胜选，令人难以接受。这些所谓的“选举资讯战”只会让台湾选举更脱离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