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专访庄则栋夫人：“乒乓外交”是历史的选择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很早之前，《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就听说过一个消息：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在日本东京还有个墓地。如今，她的妻子佐佐木敦子每天风雨无阻地前来扫墓。这就像一个小石子在记者的心里激起一波涟漪。今年恰逢“乒乓外交”50周年，在一次纪念活动上，记者终于见到了庄则栋的夫人佐佐木敦子，并征得了采访同意。

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东京的本愿寺。佐佐木敦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她微笑着对记者说：“我今年77岁，每天都来这里给庄先生扫墓。感谢你们在‘乒乓外交’50周年的时候采访我，我也很愿意把庄先生当年的故事讲一讲。”

大巴车上的偶遇

进入庄则栋墓碑所在的房间，需要刷卡。打开两扇玻璃门，可以看到设计别致的墓碑。佐佐木敦子指着墓碑左上角那个圆球的图案，告诉记者：“很多人以为这是日本传统的家徽，其实不是，这就是庄先生喜爱了一辈子的乒乓球图案，意在表现小球可以推动大球。”

给庄则栋扫墓，不是焚香上花，而是扫墓者要用右手两次拿起香沫撒在燃放的香堆上，然后合掌。扫墓结束的时候，佐佐木敦子轻轻地关上两扇玻璃门说，“明天见啊！”2013年庄则栋去世后，佐佐木敦子多少个“明天”就是这样过来的。

在寺院提供的一所房间内落座后，佐佐木敦子开始了回忆。“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提到‘乒乓外交’，人们就都会想到庄则栋。有人至今都夸奖庄先生当年开启了‘乒乓外交’，我却觉得他只是这场‘乒乓外交’的参与者，或者叫实践者。”

佐佐木敦子继续说：“1971年3月，应日本乒乓球协会的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决定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美两国也处在对立之中。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赛本身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日本媒体报道出来后，整个日本像炸了锅一样。庄先生告诉我，在中国这也是一件人们都关心的大事。批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参赛，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做出的决定。”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身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的庄则栋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科恩有一场‘偶遇’，从此拉开了‘乒乓外交’的重要一幕。科恩那天上错了车，他从酒店出来要去比赛馆，四处找美国代表团的大巴车，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上了中国代表团的车。庄则栋后来告诉我，当时看见一个运动服背后有‘USA’字样的美国人出现在大巴上，车上所有人都傻了。中国那时候还是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非常高的年代，所有出国人员出行前都接受过严格的外事教育。比如，对外国人要‘不卑不亢’，既不主动打招呼，也要有礼貌地回应。一个美国运动员上来打听美国代表团的大巴在哪里，大家都不出声。庄则栋开始也不敢出声，他当时脑子迅速地考虑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出国前周恩来总理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时，要求大家这次出国参赛要做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问题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呢？对友好国家的代表团肯定可以做到‘友谊第一’，对敌对国家的代表团要不要‘友谊第一’呢？庄则栋当时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中美接近”登上标题

佐佐木敦子稍作停顿，说道：“那个年代，中国能够出访的人员是不多的，行动和言语上稍有偏差就是违反外事纪律。一旦被定为违反外事纪律，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就基本结束了。庄则栋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眼前，这个美国运动员上车问事，总不能置之不理吧。当时，庄则栋坐在大巴最后一排。他突然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杭州织锦，就往车前走。”

“车上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有的高声问他，‘小庄，你要干什么？’有的还拽他的衣角。大家害怕庄则栋干出鲁莽冲动的事情。那个时候，一个人违反外事纪律，整个代表团都要跟着背黑锅。可是，庄则栋说，‘没事，我就是过去和他打一声招呼’。谁也没有想到，庄则栋会通过翻译对美国运动员科恩说，‘你好，欢迎你坐我们的车去体育馆。’科恩就转身说‘谢谢’。庄则栋又问他叫什么名字，接着说了一番今天看起来是‘套话’的话语——‘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块中国杭州的织锦作为留念。’旁边的翻译翻完庄则栋的话后，还说‘送给你礼物的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科恩接过了织锦，接着说‘中国乒乓球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乒乓球队，祝你们继续取得好成绩。’”

“这边说着，大巴已经开到体育馆了。打开车门，科恩下车了，庄则栋也跟着下车。正在那里的日本记者看见从中国代表团的大巴下来了一位美国运动员，疯狂地冲了过来，举起手中的相机按动快门。庄则栋不慌不忙，还和美国运动员科恩握手。这个情景成了历史上一个被定格的瞬间。第二天，日本的大报都在头版的重要位置刊登了这张照片，有的还用了‘中美接近’这样的标题。”

佐佐木敦子继续回忆说，“今天，人们把这叫做‘乒乓外交’的开始，但在当时很多人担心庄则栋‘惹大祸’了。庄先生跟我说，事后他觉得自己违反外事纪律了，预感到回国后可能会受到处分，甚至可能会被国家队开除。没想到，这个美国运动员胆子更大，拿着庄则栋送的织锦四处炫耀。后来，在体育馆又遇到中国代表团时，他拉着庄则栋往记者跟前走，还把一件别着美国乒乓球协会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作为礼物送给他。”说到这里，佐佐木敦子微笑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国运动员也挺会搞‘民间外交’。如果换作一个没有任何反应的人，这场‘乒乓外交’也不会有结果。”

美国代表团主动要求访问中国

佐佐木敦子最后说，“我看到中国后来的报道都说，中国借此机会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了邀请。其实，庄则栋告诉我，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主动要求访问中国的。美国团长得知自己的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有接触后就找到中国代表团，说‘你们这次邀请了我们北边的加拿大代表团，也邀请了我们南边的墨西哥代表团，能不能邀请我们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赵正洪一听，赶紧起草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中国的国家体委，一份是给中国的外交部。电报很快送达到周恩来总理，又送达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上面就批示了一个字‘请’。”

在采访过程中，佐佐木敦子不时地从书包里面拿出庄则栋和她一起撰写的书籍、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交流以及后来率团访问美国的照片（如下图）。佐佐木敦子指着1959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庄则栋等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照片说，“后来，许多人讲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接触是吃了豹子胆。而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与他早期受到的教育有关。在中国，乒乓球早就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承载着代表国家荣誉和对外交往的使命。所以，今天我要说，庄则栋只是中国‘乒乓外交’的参与者、实践者，而这其实是历史的选择。”

“结婚时，他把那枚国徽送给我了”

佐佐木敦子的中文说得非常地道。她告诉记者，“我是1944年在中国沈阳出生的。后来在中国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希望父亲留下来协助新中国的建设，于是我们全家在甘肃的张掖生活了十几年。1962年，我父亲因病在兰州去世。1967年我母亲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6人回到日本。”

佐佐木敦子回忆说，“回到日本时，我已经23岁了。我真的不习惯日本的生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得知1971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消息，我就感觉像老家来人一样亲切，拽着一个同事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去了名古屋。日本接待办的人问我：‘你想见谁？’我说‘谁都行，只要是中国代表团的。’他们说，‘明天就要开始比赛了，运动员都很忙。等他们比赛结束以后，我们才可以引见。’当天，我们就灰溜溜地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我约了同事又去了，这一次庄先生接待了我们。记得那次见面只有十分钟，我因为十分激动，没有带任何礼物，而庄先生则要送给我们纪念品——塑料胸针。我立刻说，‘我不要胸针，想要你胸前别的国徽，因为它代表中国。’庄先生听了急忙说：‘这不行，我们比赛还要别在胸前的。’这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1972年11月，庄先生又率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我那时在一家友好商社工作。当时，正好商社负责中国访日代表团的保卫工作和门票推销，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了庄先生。”

“这一别就是13年，期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过庄则栋的种种报道，也多次打听庄先生的消息，但就是没有他的下落。后来，我作为日本民间友好商社工作人员到北京工作。那是1985年，我在北京少年宫终于见到了庄先生。有一年中秋节，庄先生约我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一起漫步在月光下，那种浪漫，我至今记得。不久后，我哥哥到北京出差，他向庄先生明确表示：‘我妹妹很喜欢您。’这样，我们才确立了恋爱关系。”

佐佐木敦子满脸洋溢着幸福，她继续回忆说，“当时，中国人要想和外国人结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像庄先生这样的人。没办法，我们只好给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三次写信，诉说我们希望结婚成家的愿望。就在我们快绝望的时候，我们得到通知：邓小平同志有指示，批准你们结婚，但佐佐木敦子必须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一直是我的愿望啊！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就这样，佐佐木敦子加入中国国籍，并且在1985年12月19日与庄则栋成婚。庄则栋特意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梦樱。佐佐木敦子带着幸福的口吻说，“婚后庄先生很爱护我，他把一切家务都包了。所以我一直说：庄先生是太阳，我是借太阳光而发光的月亮。没有太阳，我就完了。我曾经伴随、支撑了庄则栋，现在则是庄则栋在伴随、支撑我。这也将成为一段历史。”

2013年庄则栋在北京病逝。后来，佐佐木敦子回到日本。至今，她仍然是中国国籍，拥有日本的“永住签证”。采访结束时，佐佐木敦子脸上露着顽皮的笑容说，“后来，庄先生把他那枚国徽在结婚的时候送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