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反电信网络诈骗，必须打赢的持久战

10月19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请审议。该草案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强化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力度。草案要求落实实名制，强化电话卡、互联网服务真实信息登记制度；加大惩处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金融账户、互联网账号行为；同时建立涉案资金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和资金返还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该草案在解决中国犯罪问题的同时，也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令各国头痛的公害，但传统法律应对乏力。一方面，在数字时代，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是犯罪升级的自然体现。据英国国家统计局估算，近年来，英国平均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是网络犯罪受害者，网络犯罪占所有犯罪案件的40%左右。作为互联网产业第一梯队国家，我国也是网络犯罪的重灾区。据公安部统计，2020年，全国共立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92.7万起；占全部刑事警情的比例超过40%，造成群众损失353.7亿元。无疑，传统犯罪正在全面数字化，其典型代表就是电信网络诈骗。

另一方面，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形成高度产业化。传统犯罪主要是个人性犯罪，即便团伙作案，也很难实现跨时空的分工合作。但是，借助网络，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形成细分产业链，每个步骤都可以在网络空间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例如，诈骗需要账号，就有恶意注册账号、养号团伙，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等群体贪小利的心态，注册大量社交、电商账号；转移资金需要大量银行卡号，就有大量“卡农”开设银行账户，提供给他人用于洗钱；选择被害人需要个人信息，就有不法团伙从物流、中介、培训等领域收集个人信息。而且，每个领域又不断细分，形成庞大的黑灰产业链条。

显然，治理产业化、链条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要全新的法律思维。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犯罪治理任务，人类长期面对的主要犯罪是暴力，而随着经济发展，白领、经济犯罪又称为关注重点。网络犯罪是人类的第三次犯罪浪潮，传统法律体系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它已经严重落后于网络犯罪这种非接触性犯罪带来的挑战。更新法律思维，转变治理模式，是应对网络犯罪的必然选择。此次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是我国应对新型犯罪的国家行动，它将为犯罪预防、社会治理带来全新转变。

具体而言，第一，从点状打击到溯源治理。应对传统犯罪，更多的是从后果与行为入手，打击以身试法的罪犯。打掉一个抢劫团伙，就维护了一方平安。但是，如果仅注重现象治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就会形成割韭菜效应。如果只抓捕最终收钱的团伙，而放任其他犯罪工具的泛滥，就会导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严重，非法技术随处可见，改号、隐藏IP地址软件等可以有效隐藏罪犯身份信息。犯罪工具的便捷性导致犯罪成本极低，不断有年轻人在利益诱惑下走向网络犯罪的黑洞。因此，对电信网络诈骗需要溯源治理，从源头预防犯罪的发生。如果账号是犯罪的必要手段，就要切断账号成为犯罪工具的可能性，对倒卖银行卡号、社交账号等行为进行治理。只有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行为、帮助手段，才能压缩其“来钱快、成本低、风险小”的暴利空间。

第二，从国家主导到社会动员。长期以来，打击犯罪主要是国家承担的工作，刑事司法更是由国家包办，这也符合应对“两抢一盗”等传统犯罪的需要。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场域并非国家直接管理，网络空间也没有地域性，大量罪犯藏在缅北等境外，利用各种网络技术对境内受害人进行诈骗。国家既缺乏信息途径，又缺少技术能力，很难包办网络犯罪的治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尤其要发挥互联网公司的作用。充分利用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和技术优势，为其赋权也让其担责，才能为新型犯罪治理开辟新路径。

第三，从以人为主到技术加持。治理传统犯罪，主要是加大执法力量，控制违法人员。但电信网络诈骗涉及海量内容，短期内很难通过“朝阳群众”模式遏制犯罪。例如，今年以来，公安部日均下发预警指令9.6万条，成功避免1260万名群众受骗；成功拦截诈骗电话12.2亿次、诈骗短信14.1亿条，共紧急止付涉案资金2770亿元。这样庞大的涉案内容，靠以人为主的模式，显然不现实。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网络犯罪是技术型犯罪，治理网络犯罪的核心还是技术为王。例如，我国已经开发了反诈App，加大了诈骗电话的拦截力度，这就大大减少了犯罪总量。一些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开发新型反诈技术，如利用机器人和罪犯聊天，干扰罪犯的判断；或者利用“呼死你”软件，让罪犯的电话系统崩溃。在数字时代，最好的预防技术就是最好的治理手段。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场持久战，这既是犯罪形势的改变，也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由于人口与产业规模等原因，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的总量与类型都高于其他国家，这恰恰也是社会治理模式升级的契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的起草，说明我国有能力在应对新型犯罪问题上为全世界提供全新法律思维，进而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应对中国问题，就是解决全球难题。（作者是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