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夏淑芳：美国仍未放弃对WTO的要挟

众所周知，WTO的上诉机构是该组织复杂运营体系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法院”，也是WTO相较于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机制创新行为，其最重要的特点便是独立性。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性文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17条规定，上诉机构常设七名法官，每项裁决最少由三名法官作出；法官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遇有上诉机构成员空缺时，由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组成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及时任命新成员。

这个争端解决机制攸关WTO前途命运，但特朗普政府却百般阻挠其启动法官纳新和按时完成连任程序，导致争端解决机制自2019年12月至今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对贸易争端作出裁决。尽管今年5月世贸组织任命美国贸易专家安杰拉·埃拉德担任副总干事，表明拜登政府正在兑现“美国回来了”的国际承诺，但从技术层面而言，这只是WTO的常态化操作。因为根据该组织传统，WTO副总干事一般来自美国、欧盟、亚洲和某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代表张向晨当时基本确定出任副总干事的背景下，美国显然不希望其在WTO中的行为空间被他国占据。

从美国国家利益与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逻辑而言，美国当然明白WTO争端解决机制长期停摆不利于美国与世界贸易的发展，因为美国本身就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拜登政府之所以在上台10个月后依然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某些做法，主要有三个政策考量：

一是美国意图积极主导对WTO重大棘手问题的话语权。最近5年来，美国在事关WTO改革以及发展问题上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错误信息，即一方面批评该组织对美国不公，一再公开质疑WTO秉持的多边规则和多边机制的合理性，要求WTO启动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又没有提出为WTO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建设性改革方案，在对待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上直接采用简单粗暴的制裁与关税手段。但冰冷的经济数据表明，美国以往的政策逻辑根本行不通。拜登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以回归传统与合作性博弈的态度，以实力与国际协调力重新赢得对业已陷入困境的WTO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