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挑拨中俄关系，主要是这三类人

不久前举行的俄美领导人日内瓦会晤，与G7峰会以及北约峰会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点是，“中国问题”没有成为主要议题。但在峰会前后，一系列离间、破坏中俄关系的事情公然发生：先有美国记者在专访时试图“诱导”俄总统普京批评中国；后有美总统拜登本人亲自上阵，宣称“俄罗斯面临很困难的局面，中国正在挤压俄罗斯”。

不过，任何离间挑拨中俄关系的企图在现实中都没有得逞，中俄关系经历7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基于内生动力基础上的正确相处之道，树立了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当然，我们也有必要看清并警惕到底是哪些人在极力挑拨中俄关系。根据笔者以往参加国际研讨会的经验及相关研究，挑拨中俄关系者不外乎下述三类群体。

第一种，以美国及西方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为代表。他们通常例举的观点是，“中俄两国并未实现无缝合作，相互之间存在大量的不信任，因而寻找中俄关系的‘裂隙’联俄制华是可能的”。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这类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蓬佩奥之流，还包括美国前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前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五角大楼前高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等。其中，戴维·史迪威甚至表示，不应该花太多时间试图破坏中俄关系，中俄关系的变坏将自然而然地发生。部分西方学者也宣扬，“对于俄罗斯来说，太接近中国是危险的”这类观点。如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安德烈·泰勒、戴维·舒尔曼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美国要向俄罗斯表明，与美国合作要比服从中国更可取”。

从本质上看，这一群体的代表主要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他们很清楚在美国的“反俄制华”大战略下，如果中俄联手，美国和西方获胜的概率非常小，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因为中俄都是大国，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军事实力还是资源禀赋来看，西方都没什么机会。相反，如果挑拨中俄之间的矛盾，让中俄关系变坏，他们才有机会从中渔利。

第二种，以美国和西方部分媒体为代表。在拜普会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普京，不断地在中俄关系问题上设置陷阱，希望诱导普京说出一两句对中俄关系不利的话语。结果，面对美国记者不断挑拨中俄矛盾，普京斩钉截铁地进行了回击：一是中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二是中国不会像美国把俄罗斯视为对手，这让对面的美国记者显得无比尴尬。

在俄美峰会结束以后，CNN也刊文离间中俄关系，一方面质疑中俄“牢不可破的友谊能否维系”，宣称中俄尽管展示了团结，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摩擦；另一方面宣称，中俄关系是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便利伙伴关系”。中俄领土问题也是美媒经常挑拨的一个“抓手”。比如，美国CBSN电视台的专栏作家菲什最近声称，莫斯科比华盛顿更害怕北京，莫斯科恐惧的最大原因是领土问题。

这一派的代表，挑拨中俄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他们的“新闻爆点”和他们的经济收益。在当前美国“反俄制华”的大背景下，这些人夸大炒作中俄之间的矛盾，渲染中俄之间的分歧，会让他们的节目更有收视率。在西方民众看来，中俄战略协作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一种常态，而炒作“中俄反目”会给媒体带来更多的卖点。

第三种，以俄罗斯内部的崇美派、媚美派和跪美派为代表。俄罗斯政治精英中仍有一部分人对中国以及中俄关系存在不满或疑虑，认为中俄国家战略的对接，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

以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党为例，他们不仅推崇欧洲文明，对欧美文化和制度充满好感，甚至不时批评中国等“威权国家”的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与西方国家的攻击形成呼应。而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北美研究负责人维多利亚·茹拉夫列娃则宣称，“跟中国走得太近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种危险，美国可以为俄罗斯提供一个制衡中国的砝码”。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伊戈尔·马卡洛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的丹尼斯·苏斯洛夫等人认为，“中俄关系发展流于形式，实际的工作进展仍然有待加强”。还有一些俄罗斯学者渲染俄罗斯边境地区正在缓慢“中国化”，这些论调都不利于中俄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挑拨中俄关系的声音也见诸俄罗斯部分媒体。俄罗斯反对派媒体如《新报》《新时代》，受到西方资助的俄罗斯媒体如《公报》《生意人报》以及社交媒体，部分中小型媒体如《自由报》《访谈者》等为了发出与主流媒体不同的声音，吸引受众的关注，也时而制造反对中俄关系的言论。

尽管在美国及西方、包括俄罗斯国内，存在一定的怀疑并挑拨中俄关系的声音，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位发展，无论是在中俄两国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已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中俄战略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在这一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大局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令两国人民有信心面对任何外部势力的挑战，有能力回击任何外部势力的污名化。（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