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 德国外交需克服三大战略误判

2020-10-30 04:55 姜锋 环球时报

美国大选马上到来,德国外长马斯日前不失时机地在德媒发文,表达改善欧美关系的迫切希望。他在文中说欧洲“除了美国没有更负责任的安全政策伙伴”,并称与欧洲紧密合作有利于美国应对其最大战略挑战者中国。马斯还说,德国将在美国大选后向白宫新主人提出“构建跨大西洋新议程”的建议。给人的印象是,马斯外长正迫不及待以投入美国怀抱的方式拉着美国掀起一场针对中国的行动。

四年前美国大选时,马斯也表达过类似期待,但过去四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来自柏林的诚意很不领情,德美关系跌入二战以来的最低谷。四年后的今天,马斯再表心愿,还要为美国献计献策,以表明德国和欧洲对美国的有用性。但事实是,他的急迫愿望未来四年还是不大可能实现,原因是其对德国自身和世界格局的诸多战略误判。

三大战略误判

误判之一是,希图依赖除了美国之外再无其他选择的基础构建欧洲“独立自主”外交安全政策,实际是把自己推进战略的自相矛盾之中,在这种外交和安全政策空中楼阁里很难避免继续的摇摆不定。

误判之二是,认为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政治价值竞争的结果,因此就想大力推广自己视为普遍真理的价值体系。须知,德国统一本质上是两个德国和东西两大集团社会活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竞争的体现。

误判之三是,把经济充满活力并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视为制度竞争者甚至防范对手,这意味着以马斯文章为代表的判断已严重脱离经济社会现实,缺乏战略前瞻。

莫再固守意识形态情结

在对美关系上,美国可以说是德国二战后命运的主导者,而习惯被美国主导也是统一之后德国外交的政策主线和深层心理支撑,这被一些德国战略家定义为德国和欧洲安全的“再保险”。冷战后三十年,这一格局没有根本变化,这就不难理解德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依赖。

但德国睿智的战略家们也看到,美国全球一超地位面临世界力量格局巨变和国内各类矛盾聚合裂变的空前冲击,日趋自顾已是必然。指望白宫易主能给德美关系带来美好转机,只是一种浪漫的预想。

对美国而言,德国实际是其在欧洲实现、巩固和扩展美国利益的战略性工具,德国学者对此看得非常清楚。30年前美国在列强中力排众议支持两德统一以及德国统一后的欧盟东扩,并非出于高尚的道德考虑,而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周全谋划,是把德国作为美方扩大在欧利益和势力范围、对抗俄罗斯的排头兵。而德国任何与美国利益相悖、与俄罗斯接近与合作的行动,都是美国不能容忍的,“北溪-2”项目仅是其中一例。

在德国战后发展上,德国统一和今天在欧洲乃至国际上的地位,根本上是经济实力之功,而非某些怀有意识形态情结的政治精英诠释的那样,是“西方制度”“西方价值”的胜利。

新近披露的历史资料鲜明展现出,经济实力是让当时分裂的两个德国在历史关键时刻走到一起的决定因素之一。1990年夏,两德统一被提上议事日程。苏联的态度是决定性的,而彼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在经济和财政上已近崩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尔总理按莫斯科的要求派遣顾问送去50亿马克贷款,以解苏联燃眉之急。在此后的高加索会谈中,联邦德国也给苏联开了巨额支票。这些被称为有关德国统一谈判“一揽子战略”的组成部分。从经济学角度看,德国能够走向统一,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交易的结果。

接下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并由后者主导统一,虽是政治问题,但根本上也是经济问题,是联邦德国经济实力的“政治兑现”,而非某种形而上的价值体系的胜利。德国未来的发展以及能否在欧洲和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依旧取决于经济实力,取决于民众的福祉与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检验政治价值的标准,而非相反。

在对华关系上,德国外交战略的制定者应该看到中国体制的根本是让民众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办好自己的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标所向。这决定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各国共同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不输出政治制度,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有德国学者指出,中国在短短40多年间使8亿人脱贫,为世界经济贡献超过30%的增长,不仅成为政治强国也成为经济和科技强国,这是历史罕见的现象。一个浅显逻辑是,实现上述发展积累了巨大经济实力,其中当然体现着制度优势。也因此,一些学者呼吁欧洲政治精英尊重中国的发展,不要总顽固地想着用自己的制度和怀着殖民时期遗留的优越感去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

谈到所谓“新冷战”,显而易见,当今中国与冷战时的苏联截然不同。苏联采取制度输出和军事对峙的扩张性政策,最终在经济衰败中瓦解。但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在像苏联那样试图输出价值和制度,又是谁在推动安全战略对抗?显然不是中国,而答案是谁也再清楚不过了。

在中德间,经贸和政治关系空前紧密,民间和学术交往也十分频繁,中德早已是相互深度依存的伙伴。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拉策最近指出,中国是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火车头,这对经济实力多半源自国际贸易的德国至关重要。他的判断在经济学家中有普遍性,已是当前的常识。德国外交应意识到,中德关系的良好局面是珍贵的,因此应从战略高度继续提升这一“优先伙伴关系”,增进理解广交朋友,而非跟随美国甚至推动美欧面向中国寻找制度对手。

破解“双层公共汽车”魔咒

德国是一个涌现过众多人文大家的国度,德国历史上的政治精英们也不乏对于世界政治的雄心。德国的哲学至今仍在世界文明之林闪光,而德国推行世界政治的历程却给自己、给欧洲乃至全人类留下过悲痛记忆。人文精神和政治雄心何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分裂,这样的问题被一再提出。

著名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一书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行驶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现如今,德国在欧洲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塑造国际政治的声音越来越响,这让人们看到德国世界政治的雄心再现,也祝愿德国这次能够破解“双层公共汽车”的历史魔咒。历史经验已在反复告诫,建立在对自我和世界格局误读误判基础上的战略,很难实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理想。至于对华政策,我们可以修改一下马斯外长的话: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和正确塑造中德、中欧关系,考验着德国外交智慧和未来。目前,德国正竭力推动欧盟出台一致的对华政策,这样的政策基调应该是建设性的。而克服各种战略误判,是这种建设性的基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责编:郭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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