阡陌上的最美图书馆，浸润美丽乡村的文化振兴

【环球网文化频道 记者/张嘉玉 代玉】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全民阅读”在农村正发生着哪些新景象？我们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山清水秀、白云阡陌之间的乡村图书馆：引人遐想的“最美图书馆”篱苑书屋，成为连接城乡阅读的一处清舍雅苑；延庆大庄科乡教育基地的红色书屋，扎根当地特色传承峥嵘岁月的红色精神……阅读之美在乡间，在专家柯平眼中，新型的乡村图书馆正在改变人们传统认知里的刻板印象，以灵活多样的模式在田间大地播撒新阅读的种子。致远书香，正在浸润着美丽乡村的文化振兴。

驱车两小时只为造访一间深山图书馆

怀柔“篱苑书屋”启发文旅融合新探索

怀柔交界河村智慧谷，尽管这里离北京城区至少两小时的车程，还是有不少游客专门赶来，只为造访一间深山图书馆。由于游客太多，书屋不得不特意向游客们强调，这里禁止拍照，并且需要限制人数。在篱苑书屋，阳光透过柴禾铺成的墙面，洒下来窸窸窣窣的光。书屋外墙使用柴禾杆、洋槐、桑木等十多种树木的枝干铺成，灵感正是来源于村子里家家户户堆积着的柴禾棍，这让书屋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

为了让书屋与当地乡村生活产生对话与融合，馆长潘希坚持让村民参与到书屋的建造和管理中——包括建馆时的部分工人，开馆后的管理员、维修长工等受薪人员都是找来当地交界河村的村民。还有村民的一块土地被开辟为停车场，书屋会收取游客的停车费来支付这笔定期的租金。

书屋的收入额也成为了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福利。书屋租场、拍摄、广告、旅行团参观等获得的费用，扣除一部分小型维修的经费之后，都会交由村委会统一安排。十年来，书屋已经向村子交付20余万，每到逢年过节，这笔钱就会发放给村民作为节日的福利金。

起初，潘希也曾组织农民们一块到书屋推广阅读，但是村民们显得意兴阑珊。虽然如此，文化的种子还是在潜移默化地生长着。书屋有几位“小读者”，其中一个孩子，由于爷爷在书屋做长工，她从不识字时已来到书屋，潘希也见证她的书单从《白雪公主》逐渐变化为科普读物。虽然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去城里念小学、上中学，但是他们周末还会回到这间书屋来逛一逛。“我们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的。”

时而喧闹，时而宁静，书屋就这样在碰撞和理解中陪伴着村民们的生活。在潘希看来，书屋带来的更多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突破，“我们并不是想去强迫别人改变，我们提供一个平台来让他们自己去慢慢体验，我就在这里，有一天你遇到了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但这个改变是要需要时间的。”

“红色书屋”身临其境感悟峥嵘岁月

延庆大庄科乡让红色藏书“活”起来

穿上老式的军装，用埋锅造饭的方式做一顿行军餐，穿针引线补出一双行军鞋，徒步长城，行军峡谷……在延庆大庄科红色体验基地，游客瞬间“穿越”回那段峥嵘的岁月。结合如火如荼的红色文旅，基地还开辟了一方红色书屋，让红色文化“流动”起来。

“红色基地客流量很大，一年十几万，远远超过了乡图书馆的客流量。”延庆大庄科乡宣传委员贾德勇介绍，书屋从去年秋天筹建以来，目前已经收藏了2000余册红色书籍，既有《毛泽东选集》这些情怀十足的红色老书，还有展现当地延庆及大庄特色的红色丛书——《景仰红色记忆》展现当地红色历史故事发生的真人真事，《白乙化》书写烈士白乙化的延庆抗战故事，《为有牺牲壮志酬》则是一本革命先辈的回忆录，“我们把红色书屋打造成大家身临其境、主动去学习红色文化的地方。”

当游客走过这些书架，就可以取下一本，回到住宿的房间，重温一段红色的历史。开放的空间里还摆放了桌椅，以便游客在空闲的时间可以坐下阅读。有时候，在基地工作的村民也会打开红色书籍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基地还会培养他们成为农民讲课老师，原汁原味来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参与到红色文化的传承中。

书屋刚刚开放不久，贾德勇正在策划一系列图书活动，以村民为主，兼顾游客，邀请附近的村民来读书或是分享，他相信村里的老人会在这里找到回忆，而年轻人能够感受到那段历史，“因为我们是革命老区，大家还是有那种革命情怀，我们要把这里打造成周边农村的文化阵地。”

贾德勇告诉环球网文化记者，未来红色书屋还计划定期从乡图书馆精选一些红色好书，放在书屋里供游客和村民阅读，“通过书屋让全乡图书馆的红色藏书‘活’起来。”

专家观点：树立新型的乡村图书馆形象

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一定要改变人们传统认知里对乡村图书馆的刻板印象，它不止是停留在过去的一间阅览室和摆一些书，在今天我们需要发展乡村自有的特色、鼓励打造多样化的模式、树立我们新型的乡村图书馆形象。”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柯平长期致力于我国公共文化研究，自2007年开始对乡村阅读问题、推进乡村图书馆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表示“乡村图书馆+文旅融合”、“乡村图书馆+红色教育”的探索值得推广，“形式和内容都很重要”。

柯平告诉环球网文化记者，早在2017年国家就通过“文化立法”的形式保障和促进农村地区文化阅读权利和水平。他曾作为起草修订组成员参与了2018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研究和制定，该法案使我国县、乡镇和村这三级图书馆的建立有了法律的保障和具体的指导要求，“现在每一个乡镇都已经建立了文化站，图书室已经成为文化站的‘标配’。”但如何让遍布乡间的图书馆真正“活”起来，吸引乡民们来此收获阅读之美，仍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

多年来，柯平考察走访了全国各地许多乡村的图书馆，曾在云南了解到“背篓图书馆”，因为“太远的地方，又没有公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通过背篓把书背到山里去给农民推广阅读。”在浙江一带，他发现有“船上图书馆”，一箱一箱的图书被搬到了船上，让生活在水乡的居民们在船里就可以读上书。

还有内蒙大草原上的“蒙古包图书馆”、杭州莫干山上的“民国主题图书馆”，都颇具鲜明特色。在广西著名旅游景点龙脊梯田，桂林图书馆还在苗寨分设了一个“吊脚楼图书馆”，不仅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阅读教育的服务，还天然地融入了当地旅游民宿的环境中，成为游客喜爱的旅行阅读打卡点，这些主题突出的乡村图书馆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各地的农村多种多样，有平原有草原有山区……农村图书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资源，探索出多种多样的服务模式，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中国的特色。”

在他看来，通过打造农村的主题图书馆，可以形成特色打卡点，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当游客来到乡村旅游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图书馆来展示当地的文化、经济特色，这既是一个文化的示范点，也是一个旅游的示范点。

这些年，柯平也看到乡村图书馆面临的困境，“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和经费没有保障，没有经费就补充不了新书，没有专门人员只有兼职人员，服务也不可能发挥充分的作用。这就需要推进乡村图书馆的专门政策。目前我们还没有国家级的专门政策，只有相关政策。”

“乡村的振兴不仅仅要靠经济的振兴，也要靠文化的振兴。”柯平认为发挥乡村图书馆的作用，对于文化振兴、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营商环境包含着文化的环境，一个地方没有文化的振兴，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文化强国，需要广大农村和整个城市的文化都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乡村图书馆其实是乡村文化的主体之一，如果广大乡村图书馆都建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的文化自信真的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