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屈原,今天我们纪念96岁诞辰的他
◎ 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1985年的国庆节,已经病重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提出,想去看一看天安门。
在得到批准之后,邓稼先如愿成行。面对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邓稼先心潮澎湃。他问身边的人:“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今年6月25日,是邓稼先96岁诞辰。 今天,我们共同怀念已经离开34年的邓稼先。
26岁的“娃娃博士”
邓稼先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在长辈的熏陶下开始学习。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他的人生轨迹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很大概率子承父业,成为高校的一名教授。
但13岁那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改变了他一生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
1937年,邓稼先在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1940年5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昆明。临行前,父亲的一句话让邓稼先印象深刻:
“你以后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祖国有用!”
带着父亲的嘱托,邓稼先到昆明后,先是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考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当邓稼先拿到毕业证书时,抗日战争已取得了胜利。22岁,经人推荐,邓稼先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面对似锦前程,邓稼先却做出自己的选择:去美国留学,因为更先进的科学在那里,要去那里学,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学成后一定回来!
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邓稼先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学业上,只用了23个月,就以本科学历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
此时的邓稼先才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的照片
学业有成的邓稼先完全有能力留在美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此时,大洋彼岸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1950年8月28日,邓稼先放弃一切,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父亲带的几双国内还生产不出来的尼龙袜子,就是一脑子的核物理知识。
什么都不能说
回国之后,邓稼先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邓稼先与许鹿希
1958年,平静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
当时主管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找到邓稼先:“国家准备要搞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实际就是调令。
1958年8月的一天, 34岁的邓稼先被选为中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也就是这一天,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以及他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那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里后,许鹿希就觉得他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
许鹿希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
他只点了点头,没有回答。
在床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了望窗外的月亮,翻起身对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
许鹿希问,调哪儿去?
他说,这不能说。
许鹿希又问,做什么工作?
他说,这也不能说。
许鹿希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
他说,这不行。
此刻,许鹿希忍不住哭了出来,“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邓稼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家里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
邓稼先、许鹿希和两个孩子
邓稼先的新岗位,是新筹建的中国核武器研究所。
成立这个研究所的最核心任务,是尽快造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零基础起步,原子弹研究的理论体系是重中之重。
对参研的邓稼先来说,从接受调令的那一刻起,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工作成绩再大、功劳再大都将无人知晓。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中国想要在世界立一席之地,不受外强凌辱,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是当务之急。
在刚刚接受任务的那些日子里,邓稼先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搞研究。他就怕研制不出来无法交代,当时他的负担太重了。
接受任务一年后,邓稼先就与妻子许鹿希匆匆一别,在荒凉的大漠上开始了研究和试验。
后来的事情,早已家喻户晓,就是那朵响彻世界的蘑菇云。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
当时,我国只有两台每秒运算可以达到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
邓稼先留守北京,派于敏先生坐镇上海。随后于敏在上海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热核燃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一举解决了氢弹原理的重要问题。
邓稼先随即赶赴上海,和于敏以及团队一起,通宵达旦地推演和计算,最终奠定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基础。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和于敏(右)在一起。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
研制原子弹、氢弹奖金分别为10元
1979年,邓稼先出了一件事。
当时,一次重要的空投核试验发生重大事故,核弹沉重地砸在试验场区的戈壁滩上。试验失败,首先要找到弹体,查明原因。
据时任九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试验总指挥邓稼先的司机回忆,虽然有关部门立即安排了部队进场搜寻抢险,但邓稼先和时任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连防护服都顾不上穿好,就从100多公里外的观测点坐车直接冲进场地,奔赴爆心观察。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碎裂的核弹。
晚上,搜寻部队传来消息:碎弹已经找到。
第二天,邓稼先带领考察小组分别乘车进入爆心,赵敬璞同行。这是两人第二次进入事故现场,防护措施已严格到位。当行进到弹落地点时,邓稼先才发现,其实昨天他们已经接近弹坑了。
虽然深知碎裂核弹的核辐射剂量,但邓稼先顾不上个人安危,先让司机和赵敬璞留在吉普车上,自己走到弹坑前仔细查看了弹体,直到判断爆炸原因为化爆,核弹设计没有大问题才松了一口气。
核试验场的不寻常合影。高个儿的是邓稼先,旁边个子矮的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
值得庆幸的是,那是没有风的好天气,核弹碎裂后泄露的放射性污染物没有随风飘散到更广区域。
回到营地,经专业医生测试,沈中毅等人身上的放射性剂量超过正常值几百倍,被立即送往青岛救治。在场考察的领导、技术干部、解放军战士、司机,均被安排到各地接受治疗。但邓稼先却没有进行充分的疗养治疗,心里惦记着查清事故原因,很快带着药回到位于四川三线的工作单位。
1985年,还想坚持工作的邓稼先被“勒令”送进医院。
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当时直肠癌已并非绝症,但由于邓稼先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一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就跌到零,然后就引发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挽救近乎不可能。
在住院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邓稼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都非常痛苦。给他止痛用的杜冷丁,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支,后来发展到要一小时一支。
邓稼先病重时,有不少人前来探望,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杨振宁。
1986年6月,杨振宁探望病重的邓稼先,邓稼先和他合影留念。
杨振宁前来探望时问邓稼先,研究核武器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把命都搭上?邓稼先颤巍巍竖起两根手指。他对杨振宁说: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
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和于敏一起合作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将来规划的《建议书》。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年仅62岁。
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第三句,是对后人的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
随后,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正是邓稼先逝世的十周年忌日。
有人在回顾邓稼先投身祖国国防事业的经历和成就后总结:
青年科技工作者将个人价值和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追求科技领先水平最重要的是坚持,要甘于寂寞,不受外界干扰,经得住诱惑和考验,只有专注于所从事的领域并持续地坚持下去,最终才能取得一番成就。
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曾给邓稼先写过一幅挽联,其中有: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