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少侠：美国人还在狡辩？你还相信美国“三权分立”的那套把戏吗？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招致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批评和谴责。眼见事态难以收拾，美国白宫和国会开始忙着“踢皮球”。

总统拜登避重就轻，强调佩洛西窜台“是她自己的决定”，佩洛西的回应则正好相反，宣称“访台是遵循总统的政策方向”。

作为辩解，美国一再搬出所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说事，宣称国会是相对政府部门独立、平等的机构，众议长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访台，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无法强行干预。

这套说辞美国人早已用得很溜了，毕竟“三权分立”是美国对外兜售“美式民主”的核心。然而，“三权分立”是否真如美方所言这般“高大上”，能否为美方从佩洛西窜台事件中开脱？让我们以一些常识和事实，看看“三权分立”光鲜外衣下的真实面目。

一、 “三权分立”是美国侵犯他国主权的挡箭牌 

美国对“三权分立”一贯抱着用则立、不用则废的态度，“三权分立”很多时候没有发挥所谓权力制衡的作用。

历史上，美国总统多次以最高统帅身份行使原本属于国会的开战权，杜鲁门绕过国会介入朝鲜战争，约翰逊未经国会授权扩大越南战争。此外，总统还可以通过签署行政令的方式，绕过国会自主行使对外缔约权。

在佩洛西窜台问题上，以白宫、国会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势力看似相互切割，似乎谁也无法完全搞定谁。但事实是，佩洛西乘坐美国军用专机，花着美国纳税人的钱，美军还出动航母编队为其“保驾护航”。如果拜登政府不开绿灯、军方不予安排，她恐怕难以如此肆意妄为。

有评论认为，同属民主党阵营的拜登政府深度参与了这次窜访，他同佩洛西两人看似在“三权分立”下相互制衡，实则借口“三权分立”逃避责任，规避风险。

事实上，拜登上台以来一直在打“台湾牌”，先后五次批准对台军售。考虑到此次窜台违背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也违反“一个中国”这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美方在反复权衡下，由佩洛西来实施访台，拜登则来“唱双簧”，完全是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由行政部门制定，立法机构的议员有责任履行既定对外政策，行政部门有责任、也完全有能力和资源约束议员，要求他们履行政府对外承诺。美方以“三权分立”来为自己开脱，根本就是做了亏心事后的无理狡辩、企图蒙混过关的耍赖之术。

二、 “三权分立”是政党政治斗争倾轧的工具 

此次事件还暴露出美国制度失灵、政治衰败这个更大的问题。近年来，美国党争内耗不断，白宫与国会屡唱“对台戏”，“三权分立”逐渐演变为“三权分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总统特朗普与佩洛西交恶，两党、府院之间斗得你死我活。

为兑现2016年竞选承诺，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一直念念不忘推动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墙之事，但国会始终对此“亮红灯”。

2018年底至2019年初，由于国会与联邦政府关于建墙费用的分歧和对峙，一些联邦政府部门无法获得正常的国会拨款，遭遇了长达35天的历史性“关门停业”。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还一纸诉状把联邦政府告到法院，指控后者挪用拨款建边境墙属于违宪。

不仅如此，特朗普和佩洛西还互使“小动作”让对方下不来台。佩洛西堵门不让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特朗普借口“没钱”拒为佩洛西出访提供专机。2020年，两人越闹越僵，佩洛西竟当众手撕特朗普国情咨文演讲稿，立马上了国际社交媒体热搜。

美国政党斗争还蔓延至司法领域。按“三权分立”设计初衷，司法权应以追求公正无私为己任，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未成为远离党争权斗的净土。

因为自由派与保守派大法官的数量对比直接影响重要案件的裁决结果，每当大法官职位出现空缺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就新任大法官人选展开一场恶斗。

2020年中，特朗普面对连任选情不利，在很短时间内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补缺”，意在布局总统大选后可能出现的法律战。

但似乎这样的安排也未使特朗普免遭“清算”。2022年8月初，他的海湖庄园被FBI特工“抄家”。特朗普声称，这是民主党将司法系统私人化、武器化实施的政治报复。

早在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在告别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党争是共和政府最危险的敌人。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的党争不仅成为政府的敌人，还深度渗透进司法体系甚至最高法院。如果华盛顿穿越到现在，不知他会不会觉得当年的警告一语成谶。

三、“三权分立”是美国政策朝令夕改、治理失能失效的遮羞布 

“三权分立”的设计本就体现了牺牲一定的效率求得权力相互制约平衡。但在美国如今畸形的政党政治影响下，实际运作中的“三权分立”体现的已不是权力制衡，而是沦为无原则、无底线的党争和掣肘，其结果必然是决策失效和效率低下。

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一纸判决将捍卫女性堕胎权利的话题推上风口浪尖。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取消了长达半个世纪对堕胎权利的宪法保护。一夜之间，堕胎禁令在美国13个州生效。

在当年“罗伊诉韦德案”判决书中，支持堕胎权的布莱克门大法官表示，堕胎权不应采取宗教立场，而应放在宪法的尺度下来衡量。

但半个世纪后，最高法院不仅全盘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而且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词，称宪法没有提到堕胎，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保护这种权利。紧接着，拜登8月签署了一则行政法令，对跨州寻求堕胎的女性提供支持，明确对最高法院的堕胎判决投下了“反对票”。

无论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前后矛盾的判决，还是政府与最高法院的权力博弈，均暴露出“三权分立”制度下政治极化的现状。

总统确实可在法律允许下绕过国会签署行政法令。然而，一旦总统席位更换党派，下一任总统就可能撤销前任的行政法令。奥巴马通过行政法令实施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特朗普上台后逐一通过行政法令撤除，拜登执政后又翻一遍烧饼。这种否决政治无疑是对美国政府公信力和国际信誉的损害。

四、“三权分立”是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合法外衣 

美国政治乱象的本质在于，分权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分配，制衡与普通民众无关，维护阶级利益才是其唯一目的。

人们看到，大利益集团通过合法的政治游说、献金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度、财政预算和司法程序，阻止对自身不利的政策法律出台，或者在某项决议中塞入“私货”。

美式民主实为大利益集团和政客之间的寻租交易，“三权分立”已异化为他们以合法形式榨取和篡夺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

有学者曾对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20年内近1800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研究，指出经济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巨大。他们在大约过半的政策中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并在几乎所有的政策里成功阻止了他们反对的立法通过。

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对公共政策几乎没有影响，普通公民的意愿更难以得到体现和重视。2008年时，引发金融危机的资本家们没有被问责，政府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帮其渡过难关，而受金融危机冲击丢掉工作的普通民众却得不到什么帮助。

最令人扼腕的是，美国政府坐视国内枪支暴力案频发，多年来未采取任何实质举措。究其原因，利益捆绑和“三权分立”下政治对立是祸根。

据美媒披露，1989年以来，美国枪支协会提供政治献金共计5050万美元，其中99%流向共和党，双方结成关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全力阻碍政府和国会推进控枪进程。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三权分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其时代、阶级、国情的局限性同样不可忽视，绝非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

孙中山先生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三权分立”存在的内生缺陷，认为“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疾”，并一针见血指出“官员始借人民选举以获取其资格，但继则悍然违背人民之意志以行事，而人民莫之如何”。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人民，最终也回归人民，是确保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重要举措，这与维护占社会极少数的利益集团及大资本家利益的“三权分立”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时至今日，热衷于扮演“民主灯塔”，充当“教师爷”的美国面临严重的信任赤字，“三权分立”这个在一些人眼中“精妙民主制度设计”的“光环”正在快速褪色。

可悲的是，美国错而不自知，在佩洛西窜台问题上再次用“三权分立”的鬼把戏来自欺欺人。如此这般，只会彻底揭开美式民主华美袍子下的新疤旧痕，让世人看清所谓“民主灯塔”的“灯下黑”。